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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小组说2个小时其后收卷就走了

时间:2019-03-25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点击:
陈大同,华创投资管理基金投委会主席。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考入清华大学,是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,随后留学美国攻读博士后。1995年,在美国创办豪威科技(Omnivision),推出全球首颗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,使手机可以像相机那样拍照;2001年,在国内创

  陈大同,华创投资管理基金投委会主席。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考入清华大学,是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,随后留学美国攻读博士后。1995年,在美国创办豪威科技(Omnivision),推出全球首颗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,使手机可以像相机那样拍照;2001年,在国内创办手机芯片公司展讯通信,不仅成就中国山寨手机市场,而且开发出全球首颗TD-SCDMA(中国3G标准)核心芯片,促进了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;2008年起,他投身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,先后创立华山资本和华创投资管理基金。

  “人一能之,己百之;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”陈大同的人生历程,与《中庸》里的这句话十分契合。从下乡到进工厂,陈大同从未放下过学习;农民眼中的他“干活卖力人实诚”;同事眼中的他“有点傻”,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他抢着做。而正是因为这种勤勉和厚道,让天资并不”出众”的陈大同成就了多彩的人生:清华博士;斯坦福博士后;硅谷创业成功;回国创业,为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趟出一条路;跨界到投资领域,做VC风险投资惠泽更多企业,培养更多企业家;做PE投资基金,致力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……

  文革开始那年,陈大同上小学4年级。1968年读初中时,很多老师被打倒(他们学校的门卫是北京仅有的化学特级教师),由高中生来教他们。不久后,教他们的高中生也下乡了。

  1971年,北京尝试第一批恢复高中。陈大同有幸读了2年高中,1973年底开始基本就是在等待插队的分配。

  当时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引发读书无用论,陈大同插队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是物理,老师发完卷子,说2个小时后来收卷就走了。最后,大家都得了100分,那时大家对未来都是绝望的。

  1974年5月初,陈大同到北京郊区插队下乡当知青,每天日晒雨淋,不分春夏秋冬。从早到晚,劳动强度特别大。

  陈大同回忆道:“春天种棉花要抗旱,一天要挑一百多担水,肩膀肿得不像样。割麦子时,一个上午右手磨出五六个血泡;中午回去处理一下,下午接着干,刚攥镰刀时手上钻心的疼。一干就是四五天,手上全是血泡。”

  每顿饭主要是玉米窝窝头,配着一碗酱油水(酱油都很少)。由于体力活繁重消耗大,陈大同一顿饭能吃4-5个玉米面窝窝头,差不多1斤。每餐饭有时有点菜,有时没菜,需要吃盐豆补充体力。在那里,几个月见不着肉。

  不过,至少知青能吃饱,有些农民吃饱都难。农民分的粮食不够吃,家家户户每年春天有几个月是青黄不接,得靠借粮食度日。

  陈大同第一次真正地目睹和体会穷到极端是什么样子。他说,当知青吃过苦头后,以后遇到的任何苦都不算是苦。他也深有感触:“所有的农活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苦很多倍,但发现最后还能挺下来,也没有被累死,人的忍耐力也比想象中的要强很多倍。”

  陈大同当时特别瘦弱,1米77的个子,体重只有120斤。虽然力气不足,但是干活特别卖力。他们那边有20多个知青,评工分时,只有2个得10分满分,陈大同是其中1个(由于身体长期极度透支,后来陈大同得了严重的胸膜炎)。

  陈大同在当地老乡中人缘很好,因为干活用心实在,还当上了团支书。他说道:“与人相处,你怎么对待别人,别人会怎么对待你。有时确实会吃亏,但是得到了人们的信任,这完全值得。”

  在农村,陈大同也学会尊敬每个人。他们知青里有个人很窝囊,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特别侮辱性的外号。有段时间,陈大同发现那个知青总是跟着自己,还帮打饭,对自己特别好。陈大同就问怎么回事,那个知青说,在知青中陈大同是唯一不叫他外号的人。

  陈大同当时特别受触动:“不管什么样的人,都有自己的尊严。从那以后,就更有意识地从心里尊重每一个人。”

  做人上的体悟和收获,对陈大同后面读书、创业有很大帮助。“创业中80%的事都与人相关,比如投资人、合伙人、员工、客户。有了与人相处的原则后,朋友会越来越多,资源也会越来越多。”陈大同说道,“社会上聪明人有很多,但半导体公司的成败不在于个人是否聪明,而在于资源是否越来越多,是否越来越懂市场,员工、投资者是否喜欢和你一起做,以及客户关系如何。”

  虽然下乡体力活繁重,陈大同却一直未放下学习。他下乡时,自己带了一些借来的和在旧书店淘来的大学数学物理等教材。

  知青住在一起,晚上一般是打牌、摔跤、或玩其他,而陈大同却在旁若无人地看书。别人都觉得他很奇怪,但他完全不在乎这些,而是沉浸在灵魂与知识的交互碰撞中。

  另外,秋天庄稼快收获时怕偷,需要在夜里值班“看青”。轮到陈大同时,他总是会带着书去地里看。

  1976年底,陈大同结束农村插队返回北京,被分配到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,月薪18元。陈大同知青时的愿意实现了:终于有了一份在室内的工作,不用春夏秋冬在外日晒雨淋了。

  在工厂里,陈大同经常抢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干,这让其他人觉得他有点傻,但很快得到同事们的信任。

  比如,当时工厂正在盖楼,需要厂里派很多工人帮助做小工。盖楼在室外,活累还学不到技术,工人一般不愿意干,通常是车间里比较不听话、调皮捣蛋的被派过去。陈大同他们组的年轻人不愿意去,他就自告奋勇。盖了半年,他也与一帮子“落后分子”打成一片:“当你尊重所有的人时,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亮点。”

  天助自助者。进工厂第二年的春天,陈大同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学习机会。一天,他的高中同学告诉他,中关村有个地下学习小组,原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在家中辅导几个中科院子弟。这位所长当时被打为,辅导学习是冒着政治风险,很容易被扣上“毒害下一代的帽子”,只能偷偷地进行。陈大同得知消息后,和同学多次去请求,终于获得了旁听资格。

  对陈大同而言,这种学习机会可谓是久旱逢甘霖。为了能挤出更多的学习时间,他上班从骑自行车改为坐公交车,这样可以在公交车上看书。再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学习,晚上下班再挑灯看书。一天下来,能挤出五六个小时学习。

  有一天,陈大同从同学那得知,高考即将要恢复,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。由于陈大同的父母是知识分子,文革期间被划为“臭老九”。当时上大学主要是通过权、钱等各种关系推荐而上,陈大同的出身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。

  既然没想过有机会考大学,为什么从下乡到进工厂,一直没有放下学习?对此,陈大同这样说,学习完全是出于一种热爱,即便没有高考,也会一直学下去。多学点东西,以后在工厂里可以参加技术革新小组。

  当听到恢复高考消息时,陈大同说如同一声惊雷,看到一条改变命运之路,激起了沉睡多年的梦。

  得知消息时离高考只有2个来月的时间,由于高中前2年的积累以及知青时没有放下学习,再加上到工厂后跟着老师系统地学习,1978年,陈大同顺利考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(现计算机系)无线电图像信息处理专业。

  大学期间,陈大同的好人缘让他成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学员。他说:“只要你好好做人,你到哪个地方都能得到别人承认。”

  在那个百废待举、国门乍开的年代,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陈景润成为陈大同他们青年学子心中的偶像。这些科学家的名字在他们心中,堪比现如今的周杰伦、李宇春、鹿晗等;青年学子中口如果不挂着“诺贝尔”,似乎就没脸见人!

  从社会回归校园,陈大同特别珍惜学习机会,大学期间的各门课程几乎是自学提前学完。从1978年到1987年,他从本科一口气读到博士,成为国内首批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。

  博士毕业后,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,陈大同不想大好的青春就此虚耗。不得已,1989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攻读博士后。

  陈大同把留学生在美国的日子称作“洋插队”,又好比“农民工进城”。许多留学生一边修学位,一边打工养活自己,苦处难处,不亚于插队。有些留学生在国内家里请保姆的,到美国后给人当保姆,国内的条件到那边完全清零。

  另外,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,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进货,晚上干到很晚,一天十七八小时,一个月挣3000多块钱,与他们在老家的收入比起来,可谓是天上地下的差距。

  陈大同当时到美国跟农民工进城的感觉完全一样。出国前陈大同的工资是每月78块钱,加上补助大概101块钱。像他的资历在美国工厂上班,一年收入至少5万美元,是国内收入的上百倍;而且住的地方有热水、独立卫生间,这些是在国内无法想象的。

  1993年,陈大同进入美国国民半导体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。对他而言,发挥技术特长,做工程师的发展路线很明晰,他从没有想过创业。

  1995年,机缘巧合之下,有人跟陈大同说要创立公司,用CMOS工艺开发图像传感器,请陈大同担任联合创始人。陈大同没学过这个技术,竟然让他做联合创始人,而且管最关键的技术,这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。

  后来陈大同想应该是两件事的缘故: 一是这位朋友此前找他做过技术咨询,他没接触过的技术,但两三周内搞通并且解决了问题,这样证明了能力。二是陈大同帮过对方很多忙,人家给报酬时他都没要。他觉得自己获得了学习机会,并且是业余时间做的。就这样,种下了一个善因。

  “帮助人时不要想回报,最后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你当初的付出。” 陈大同说道,“其实,没有绝对的好人,每个人都有私心。对我而言,帮助人时自己获得了快乐。算是主观为自己,客观帮助了别人。”

  就这样,1995年美国硅谷豪威科技(OmniVision)成立,陈大同成为联合创始人,被动地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。

  豪威的团队,工程师里面80%是华人,华人里面80%是留学生,留学生里80%又是清华毕业生,团队创造性极强,干活非常玩命。最后,他们全球首家把 CMOS技术变成产品。通过CMOS工艺的产品化,图像传感器的功耗体积降低了几百倍,使得手机可以当作相机用。二十多年来,出现了二三十家竞争对手,要么倒闭,要么被卖掉。

  陈大同感恩道:“如果没有第一次被动创业的经历,不会有后边的创业机会。如果只在豪威做工程师也能起很大作用,但看不到也学不到那么多东西,就不敢回国创业。”

  豪威的团队主要由华人留学生所组成,帮美国把一个丧失二三十年的市场从日本手中抢回来。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这件事,把硅谷经验带回来?这些人,在中国完全能从欧美日那里把市场抢过来。

  此外,在中国做还有2个优势,陈大同分析道:一是有客户,有很多中小公司,可以成为第一批试用客户(小白鼠),而欧美都是大公司。二是国内人力成本低,同样的资金在中国烧,可以烧几倍的时间,创业成功的机率增加很多。

  当时他们判断,以后的掌上设备一定会取代桌面电脑;而且,当时中国是世界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,但手机的芯片都是进口的,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。

  2001年,陈大同和几个朋友联合创立展讯通信,定位做手机基带芯片(类似于电脑中的CPU芯片)。

  面对世界级的芯片竞争对手,如何活下来。陈大同他们发现,国外企业从手机芯片研发到产品上市,需要5-7年的时间。于是,展讯采用“快鱼吃慢鱼”的战术,从研发到产品进入市场,只用2年左右的时间。就这样,展讯因速度取胜。

  另外,一个革命性的创新,让展讯牢牢站稳了市场。展讯不仅做手机芯片,还做软件、手机整机,也帮客户做测试、认证。这意味着,制造商拿到手机后只需要将外壳改一下,开机时改一下Logo即可,手机生产门槛被大大降低。原来手机只有大公司能生产,这种革新使得几十人的公司也可以做手机。

  因此,2004年内,深圳冒出来几百个手机生产商,也就是当时说的山寨手机。山寨手机不仅上市时间短,价格也从2000元以上降到500元以下,使得绝大多数人能用得起手机。

  最终,展讯成就了中国的山寨市场;中国的山寨市场,也成就了展讯。展讯及联发科仅用3年左右的时间,在2G手机领域几乎把欧美芯片企业全挤出去了。

  陈大同指出:“中国最缺的不是创业公司,是VC(Venture Capital)风险投资。中国从来不缺市场、不缺人,缺的是一个整体的创业环境。”

  为什么硅谷的半导体、PC、移动互联网能站在风口上,还有新能源、AI也是,不管任何领域,硅谷总能走到最前面。他指出,其实这跟领域、技术没关,正是与硅谷发明的风险投资体系相关。

  VC风险投资支持的是以技术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,这类公司是中国的前途所在。中国要是没有VC,不会有以技术研发为主的创业公司。

  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,头几年肯定亏钱。从发展技术到发展产业,至少得一两年时间;再去打市场,也需要几年时间。任何一家创业公司,基本上前面 3年到5年,都是在烧钱。那么,谁来给钱让烧?

  硅谷那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从50年代到70年代,经过几十年才形成一套成熟系统——风险投资体系。陈大同讲道,最难的是烧钱那几年需要逐渐融资,不能一次融,公司小的时候估值特低,拿钱太多会被稀释没法做,团队就没股份了。硅谷风险投资的特点是分阶段投轮,比如每年1次投资,根据需求投资越来越大,同时公司的估值也越来越高,这样保证团队还有足够的股份来激励。

  硅谷的风险投资体系包括:开始只有技术时,如何估值;有产品没销售时,如何估值;有销售时,如何估值;IPO时,如何估值。相应地,还有配套的律师服务、工资管理、董事会、事中审计等,这套体系是硅谷最有价值的核心。

  陈大同回国创办展讯时,找投资非常难。陈大同回忆道:“前期需要烧3-5年钱,民营老板不可能用这么多钱陪你玩。上市公司也不会投钱,国企或者政府的投资要求零风险,基本没法做风险投资。当时,他们也去找硅谷主流VC,人家听都不听。说中国再好,跟他们没关系,因为他们不了解那边。最后,台湾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决定投资展讯,才解决了融资问题。

 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,硅谷投资机会特别差,投生物不行,新能源还没起来。硅谷VC界突然想起中国是否有机会,2004年底十几位硅谷VC大佬来中国转了一圈,看到一些案例,才认为中国值得建立VC。

  于是,2005年之后,国内开始有VC。主要有两类:一类是硅谷VC直接在中国建分部,如:NEA、红杉、软银;另一类是先找代理,如金沙江、北极光等。

  当时,他们最想找的是要有海外经验,以及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。陈大同是少有的在美国和中国都创业成功的,同时他也令人信得过,因此成为理想人选之一。

  对陈大同而言,创业再做一家技术型公司不如作一个VC风险投资公司,因为可以扶持更多的高科技创业公司。

  2009年华山资本成立,成为中国首家海外投资的高科技基金。陈大同在国内投了6-7个项目,大部分是半导体项目,如兆易、芯原、安集等,还有9号平衡车、联合光电等都是硬科技公司。同时,陈大同作为中投的投资顾问,在最关键时刻投了中芯国际。

  2014年国家要设立集成电路发展基金,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结合,政府资金占20-30%,社会资本占70-80%,需要找专业、有融资能力的投资团队。于是,华山和华登一起与清华合作,成立了华创投资,管理北京市半导体产业基金的一部分,并立刻收购了硅谷上市公司豪威科技(Omnivision)和ISSI公司。

  回顾整个创业历程,陈大同每次创业都是开拓一个新领域,而且规模和产业影响力都比原来的大。

  第一次创业做豪威时,上市时,销售额是1亿美元,占全球50%左右的市场份额。不过,豪威只是硅谷的一个小公司。

  回国创业做展讯时,展讯的规模是豪威的很多倍,而且展讯为中国的半导体公司趟出一条路,对后面的企业有很好的示范作用,影响力远远超过豪威。

  做PE(Private Equity)华创投资管理基金时,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结合来解决中国半导体的发展,而且十几亿、几十亿美元的企业并购都可以做。

  “第一次创业是被动创业;后面的几次都是主动创业,更有一种使命感,在那时你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。” 陈大同说道。

  在别人看来,陈大同可谓是功成名就。然而,在他的微信签名里,却写着“Still hungry,still foolish”。这是乔布斯“Stay hungry,stay foolish”的演变,陈大同比较崇拜乔布斯,苹果危机时,乔布斯回去就能够救活,从电脑、iPad到手机,把产品化腐朽为神奇。由于在产业已有多年,陈大同就改为了“Still hungry,still foolish”。

  他说,这句话实际上是做人的两方面:精进、厚道;也就是清华校训中的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!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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